即使为了手机扫黄，正当的程序也应该是：先由手机运营商将监测到的“问题短信”提交公安部门鉴定，如果公安部门认定该短信属于“黄色淫秽”范畴，再由公安部门下发指令，暂停相关手机的短信功能，并及时通知相关机主———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近来，京沪粤三地相继传出手机发黄段子将被暂停短信功能”的消息，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由于“黄段子”的标准并不明确，不少用户(其中不乏一些名人)因好奇而试发各类短信，挑战监测系统的“底线”。北京移动就此表示，手机发“黄段子”被暂停短信功能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短信发送量达到一定级别，二是有多位用户举报，三是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查证，认定是黄色短信或是垃圾短信(1月20日《东方早报》)。

　　现在看来，不仅何为“黄段子”尚无明确标准，而且如何处置发送“黄段子”的手机，各地的标准和方式也不一样。

　　相比北京移动的“三个前提条件”，上海移动的处置标准要严苛得多———上海移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手机一旦发送黄色短信，就将被发现并被暂停短信功能，并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置。

　　广东移动与上海移动的做法类似，用户手机被暂停短信功能后，还需到公安部门签订不再发送“黄段子”的保证书。

　　显然，北京移动的处置方式更加谨慎，具有边界意识，因而更加合理。

　　实际上，对于手机扫黄，舆论反应是一分为二的：对于牟利性的群发黄色信息行为，人们支持有关部门和运营商予以打击；但对于普通用户个人之间发送黄段子，舆论普遍认为不宜予以干涉和处罚。

　　北京移动设置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将大量群发与少量发送黄色信息区分开来，第二个前提条件将接收方愿意与不愿意接收区分开来，在打击牟利性群发黄色信息行为的同时，并不干涉熟人之间发送少量“黄段子”，避免侵犯人们的通信权利和自由。

　　北京移动设置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涉及程序正义问题，亦不可小视。

　　众所周知，手机运营商的身份是电信企业而非执法机关，用户购买手机并预交话费后，就与手机运营商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运营商有义务保证用户正常通信(除非手机欠费)，而无权对用户作出暂停手机短信功能的处罚。

　　因此，即使为了手机扫黄，正当的程序也应该是：先由手机运营商将监测到的“问题短信”提交公安部门鉴定，如果公安部门认定该短信属于“黄色淫秽”范畴，再由公安部门下发指令，暂停相关手机的短信功能，并及时通知相关机主———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因此，北京移动处置手机发送黄段子”的标准和方式，应该成为一个范本，供各地手机运营商仿效。

　　毋庸讳言，各地手机运营商的处置标准和方式相差巨大，这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手机扫黄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实际上，对于手机扫黄的是是非非，有关方面确有许多需要反思之处。

　　比如，“手机发黄段子将被暂停短信功能”的消息，并非来自有关方面的正式公告，而是媒体报道个别用户的短信功能被关停，人们才逐渐知道这回事；比如，当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议论得沸反盈天时，我们只是听到一些手机运营商挤牙膏式的解释，却听不到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威说法；再比如，手机运营商通过哪些关键词监测黄色信息，有关方面一直秘而不宣，这种监测会不会侵犯公民通信隐私，有关方面一直不予回应；还比如，北京移动设置的三个前提条件中，“一定级别”、“多位用户”、“相关部门”等模糊用语仍让人不清不楚。

　　要进行手机扫黄，首先得公开予以警示，得让人们知道黄色信息的基本标准或关键词，还得向人们说明手机扫黄不会侵犯个人通信隐私，这些都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题中应有之义———毕竟，手机扫黄是为了打击淫秽色情，而不是为了给老百姓“下套”；手机扫黄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不需要如此偷偷摸摸、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