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一句歌词：“一成不变的日子，我们从来不过，”之所以律师这个职业让我兴趣盎然，就是因为，律师，尤其是诉讼律师，每天的工作都充满了刺激，充满了新鲜，充满挑战。虽然我早就知道这个职业还充满了诱惑，充满了陷阱，却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职业原来还充满着现实的危险。

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首善之区。虽然我不会认为北京已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却相信在这个城市里，光天化日之下，应该是，起码在表面上应该是波澜不惊的。但我没想到此次的北京之行有了一点传奇的色彩。

还是为了那个人身损害赔偿的案子。我的当事人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成为植物人状态。他的工头和他是一个村庄上的人，将他送到医院以后，就不再露面。发包方是一个汽车销售公司。老总姓黄，东北人、当事人在京亲友缠着黄总，要他承担治疗责任，在劳动安全监察部门的催促下，黄总揽下了这挡子事情。伤者的病情基本已经稳定下来，但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作为伤者的律师，几次与黄总就赔偿事宜进行谈判，但是价钱无法靠拢，而且黄总总是坚持认为这个事情责任不在自己，而在于包工头。跟他反复陈述里面的法律关系以后，黄总也表示愿意进行适当赔偿，让我放弃不现实的要求，跟他的律师好好谈谈。

我们在来北京之前就已经就赔偿数额以及其他条款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一次来就是签约，拿钱，接伤者回家的。一切都非常顺利，见面的时候，黄总当着当事人亲属的面，对我这个律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和对方一位女律师----据说还是北京某大学的教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签下了赔偿协议。

黄总向我们诉说了他的委屈，为这事，他在董事长面前没少受气，去年的奖金都一分钱没拿到。他说，其实你们应该找那个包工头，不应该找我，要不是我们是个大公司，你们上哪要钱去啊。更何况，假如当时刚出事的时候我要是撒手不管，这人早就不在了。我可是当时就从兜里拿出两万，那是我准备请人吃饭的钱呢，我叮嘱医生一定要救人的，没想到、反而给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

对此，我也充分表示了感谢---钱都快到手了，协议也签了，人家也确实做得不错，何况人家还夸我了，我也得说说人家几句好话，让人家心里舒服点啊。对黄总赞美完以后，我趁机提出伤者出院需要的车辆等问题，黄总表示这个都不是问题，由他们负责将伤者送回老家，并结清全部住院期间费用，对伤者路上需要的一些用品和药物，也全部给予解决。

由于当天是周日，银行不上班，我们约定第二天再来办理领款等事宜。

第二天一到公司，黄总立马安排手下人，律师和一位女出纳带我一起去劳动局办理备案手续，随后去银行取赔偿款，另外一位副总和公关部长陪同伤者家属去医院处理出院手续。在银行的时候遇到一点问题，由于赔偿金有几十万，无法全部提现，也无法汇入私人帐户。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只能出具一张银行汇票给我们带回家。这种汇票的麻烦在于，带回去以后必须转入一个公户，再从公户里面提现。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只要能带钱回去就行，至于后面的事情慢慢解决吧。

回到医院，那边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由于入院的时候押金条子不在伤者家属手里，无法结清住院费用。黄总派来的金杯面包和两个司机在楼下等，几位工作人员正在跟医院交涉。在京的伤者亲友知道今天要出院，也过来送行，走廊里面围满了人。伤者家属回忆，当时押金条子由伤者的包工头李某保管。于是，伤者家属打电话给李某，让他送押金条子过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满满一桌子都是伤者的亲友。不一会，包工头李某赶到餐馆与我们会合。伤者与李某本身就是一个村庄上的人，在座的伤者亲友与李某也是亲戚关系。李某面带歉意，向我们问候。并表示，即使不通知他送押金条子来，他也会过来送伤者出院的。饭后李某主动买单。还说回老家以后，再好好请大家聚聚。

吃完饭，我们一起回到医院。李某将押金条子交给公司方面派来的人。看得出来，李某与公司的员工比较熟悉，以前关系也不错。大家在走廊上聊了一会，李某突然脸色有点不好，跟我说，我先回去了。然后匆匆下楼。

我回到病房，跟家属一起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抽空我还跟公司派来的公关部长和女出纳说说笑笑，并对公司的副总说，这女出纳特别能干，特别敬业，回去你们得给她长工资。女出纳听我这么一说更来劲了。我趁机说，你不做律师太可惜了，考律师去吧。

就在这时候，我听伤者家属嘟囔了一句：李某被黄总的人盯上了。我不由得一楞。于是问在场的一个副总，是有这么回事吗？副总微笑着说，我不知道，我只在这里负责病人出院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和我无关。

没一会，就看见李某气喘嘘嘘地跑上楼来，身后跟着黄总的两个司机，几个人都是满头大汗。

我于是对那两个司机说，你们得悠着点，你们要是限制他人身自由的话，就可能构成非法拘禁了。那两个司机摇摇头，不回答。李某说，他们打我，不让我走。

我对副总说，这样不好，那就构成犯罪了。副总微笑地对我说，咱们处理咱们的事情，别的事情跟咱俩没关系。我说我这是为黄总好，你还是给请示一下吧，或者问问你们律师，看这事能不能这么办。

副总满脸严肃。

这时，伤者亲属，也是请我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朋友喊我过去一下，说是有事找我，于是我跟着他往楼下去。

就在这时，我听见一阵嘈杂。回头一看，病房门口围了一大堆人。我赶紧跑了过去。

我看见几个人扛起李某，就把他往楼下抬。李某拼命挣扎，高声呼救。但是他的亲戚朋友都吓呆了，一动不动。

我对副总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对出纳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黄总，让他冷静处理这件事情！让他咨询一下律师，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他们都看着我，没回答。

这时李某已经被往楼下抬了。他的亲戚也醒悟过来，大喊“救命啊”。整个医院的楼道里充满了呼救的声音。这是一家武警医院，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是武警。但是没人出来。

我只有跟着那些人往楼下冲。在走廊上，那伙人里面有一个矮矮壮壮的平头男子，手里拿着一把大砍刀，指着我的肚子，对我说，“你小子过来试试！”

我大声说：“我是律师，你们把人放下！”

矮胖子拿着砍刀跃跃欲试。这时黄总的司机说：“他是律师！”于是矮胖子放过我，继续带着人往外面跑。

医院大厅里面，医生护士和病人全部惊呆了，眼睁睁看着这伙人抬着李某出门。只有“救命啊！！！”的声音在医院回荡。

我追到外面，那帮人已经开始把李某往车上搬。李某用脚顶在车门上，怎么都不肯进去。他们对李某又捶又打，拽着李某的头发往车子里面拉。

我站在车子边上，对开车的司机说：“你们不能这样，这是绑架，是犯罪！后果很严重！叫你们律师来！”

司机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一打工的，你跟我说没用。再说了，这是咱们跟他的事情，你就别掺合了。

这时李某已经被抬上汽车，车子已经发动。我对司机说，你们这么做，我只有报警了。司机微笑着把车子开动，扬长而去。

我回到楼上病房里，伤者已经抬上了担架，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正准备上车。李某的亲友正在那里不断打电话，给在京老乡告急，要他们马上带人到医院来。我说，赶快报警啊。他们说，报警电话已经打了，警察正在赶过来。

那边的副总催促我们赶紧把病人抬上车。李某的亲友挡在门口，说，他现在不能走了。我一听就头大了。转身对李某的亲友说，他被人绑了，你拿我们出什么气啊，大家都是老乡，你为难我们干啥呢。

李某亲友还是挡在门口，说，这事情没处理完，谁都不能走。

我对副总说，这事情现在麻烦了，你们看着办吧。

这时，李某的一个亲友跑上楼来，大喊律师。我说是找我吗？他说，警察来了，我们一起过去吧。我说行。

来到医院门口的马路上，等了半天，终于一个警车慢吞吞开了过来。车里坐着两胖乎乎的戴墨镜的中年警察。李某亲属上气不接下气地跟他们讲述事情经过。说了半天，警察不耐烦地打断他们：“你们找一个口齿清楚点的来讲。你说了半天我楞没听明白。”于是我向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

李某亲属说：“你们赶紧去救人啊，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警察说，你们得先给我做一个笔录啊。我说，你这里有笔录纸吗，我们就在这里做。警察说，那得到派出所去做。

我对李某亲友说，派出所我就不去了，时间来不及，还是你们去吧，我的火车票已经买好，我得赶回家去。

李某亲友沉着脸说，你不能走，这事全部处理好了你才能回去。

我一听，差点没昏过去。看来我已经被他们作为人质了。

李某亲友中两个人跟警察去派出所，其余人押着我往医院去。在回医院的路上，他们不断打电话召集人手往医院来，还在商量要把黄总派来的两个女孩子----公关部长和出纳给扣住。

我大步走在他们前面。这时我的手机不断的响----昏倒，每次在外地出差，我的电话总是特别的多。漫游啊！

我正考虑是不是要接的时候，住院部门口一个女孩子向我招手，喊我。原来是黄总的女出纳打的电话。

我快步走到她面前，问找我干嘛。女出纳说，刚刚银行来无数电话，说是上午开的汇票少了一个章子，得补盖，要不然票就废了。

我说，哦。

女出纳说，票在你身上吗，给我拿去帮你补一下吧。

我说，不在我身上。心想，你还嫩着呢。别忘了我是律师，律师是什么？

女出纳说，那你赶紧找伤者家属要一下吧。我说，好，我去找他。在跟着女出纳上楼的时候，我趁身边没人，对女出纳说，你注意一下安全，我听见他们那帮人说要扣你和部长呢。女出纳一听就急了，他们绑我干嘛啊。我说，你们绑了他们的人，他们要绑你们的人呢。

女出纳说，他们干嘛非要绑我啊，不是还有几个男的在吗？我微微一笑，说，女的好对付啊。

来到病房里面，伤者已经重新放到病床上，看来今天是没法走了。李某的几个亲友守在病房门口。女出纳把公关部长叫到一边，大概在跟她说我告诉她将会面临绑架的事情。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跟我一起来北京的伤者表哥，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汇票就在他身上呢。

在电话里，他悄声问我，现在是不是失去了自由。我说，差不多吧，暂时身边还没人。他让我赶紧想办法溜出来，在医院外面的马路上汇合。我赶紧往外溜，不敢坐电梯，直接走楼梯下。

伤者表哥让我注意一下身后，看是否有尾巴。他已经在大马路上的距离医院有几站路的一个报亭等我，让我注意别被人跟踪了。

我溜出医院，一路狂奔。时不时回头看看是不是被人给盯上了。

好容易看见了表哥和他的姐夫。他们鬼鬼祟祟地躲树荫底下，看见我过来也没反应。我跑到他们身边，他们还是等了好一阵子，看后面是不是跟了人。确认没人跟踪我以后，才说，我们赶紧打车离开这里，找个地方躲起来。

坐在出租车上，我说，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表哥说，火车票已经退了。我说，我们今天必须回家，到火车站再买票。

我把女出纳问我要回汇票的事情告诉表哥。我说，事情越闹越麻烦了。看来黄总要反悔了，想拿回汇票。

表哥说，我们还是回家，去火车站。

去火车站的路上，一台白色的小车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表哥说，看来我们被盯上了。两伙人都在找我们。李某的亲友要我们留下来一起解决李某被绑架的事情，而且他们绝对认为是我们把李某出卖给黄总的。而黄总现在要拿回这几十万的汇票。

一路上，我不停的接打电话。我把事情的变化告诉了黄总的律师，希望她能劝说黄总放了李某，而律师则认为我们拿到了汇票就想开溜，把一烂摊子丢下来不管，和李某亲友一道，以伤者不出院作为释放李某的条件。对方律师说，黄总与李某之间的事情，与伤者无关，希望我们尽快履行协议，安排伤者出院，否则他们将采取措施，拿回汇票。

李某的亲友也给我们打来电话，询问我们在哪里，要求我们到医院处理李某被绑架的事情。我们只好说，我们在朋友家里住下了，这个事情不处理完，我们不会回家。

黄总也打来电话，要求我立即赶到医院，陪同伤者出院，如果伤者不出院，协议作废，他们要追回赔款。

我的头都大了。

毫无疑问，医院是不能回去的。好容易溜了出来，回去就是自投罗网，两边的人都把我作为矛盾的焦点。李某的亲友已经把伤者作为人质，不许伤者出院，要求我向警察作证是黄总的手下绑架了李某，并再次与黄总谈判释放李某。而黄总鉴于伤者不能出院，已经决意撕毁刚刚签订的赔偿协议，拿回汇票。我一回到医院，就坠入矛盾的漩涡。我只有赶紧带着汇票回老家，这边的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这时候我发现，尾随我们的白色小车不见了。我们松了一口气。

出租车在北京西站对面的一个胡同口停下。一个小伙子就朝我们走了过来，边上停着一辆小车，几个男子坐在车里，车门是开着的。

表哥说：完了。

小伙子走过来问我们：“你们要票吗？”

晕，吓出我们一身冷汗，原来是倒票的。

我们三个人背着行李，走上西站的天桥进入售票厅，不时回头张望，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踪。离发车还有2个多小时，买好车票以后，本应在第四候车室候车，为了防止被人追踪，我们决定在第二候车室候车。

候车的时候，黄总的电话不断打过来，我只有跑到候车室的卫生间接听他的电话，以防候车室的背景声音被他听到。黄总在电话里询问我们的位置，要求我们马上返回医院，劝说伤者出院。我说：我们已经找地方住下了，但是不方便出现在医院，李某的亲友认为是我们与你串谋，把李某引到医院绑架，所以很可能对我们下手，而且他们还要我对绑架过程作证。黄总说，我不管那么多，你必须马上给我回医院，把伤者接出去，或者把汇票给送回来，要不然你就等着瞧。

时间一分一秒地捱过去，电话不停，都是黄总和李某的亲友打来的。甚至在电话里面，可以听见双方已经发生了正面冲突，电话里有扭打的声音。双方都在催促我们回医院，我只有一个劲的解释。医院，那是绝对不能回去的。火车站，也是未必安全的。他们很可能知道我们就在火车站。

表哥建议，我们是不是先打的出北京城，在河北上火车，免得被他们的人在火车站堵住。我说暂时没有必要，看电话里面的架势，他们已经在冲突，没有时间顾及我们这边。如果他们很久没给我们打电话，那才真的可能追过来了。

我们只有硬着头皮等火车发车。

终于到了进站的时间。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我总算舒了口气。

－－－后记：在火车上，我不停给双方发短消息，劝说双方和解。不能打电话，一打电话他们就听出我们在火车上了。他们都没有回我的短消息，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事情进展怎样了。火车快到河南境内的时候，接到黄总的电话，说事情已经解决了，伤者晚上出院，我们可以回家了。黄总说，希望你们把赔款用在伤者身上，尽心治好他，并表示理解律师的难处，愿意交个朋友，以后来北京的话，一起坐坐，聊聊。李某那边也打来电话，李某在派出所的调解下，已经出来了，当然，人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挂断电话，一觉睡到天亮，火车已经驶过长江大桥。

易胜华律师
2005年6月9日